從華工到專業人士的拉丁美洲百年華人形象轉變
超過三十萬名的華工或因契約、或因被騙、或因被蒙頭而遭擄走，不同的命運讓他們飄洋過海抵達中南美洲，「浮動的地獄」讓一成左右的華工從未再踏上土地，抵達的華工歷經多年苦難，不少人忍受不住被凌虐的煎熬，或靜坐海邊讓漲潮的海水結束一生，或以自己長辮吊掛樹上而解脫、或一頭栽進海鳥糞堆窒息而死，還有更多…；近二百年過去了，宏都拉斯卸任三軍總司令、擔任過秘魯的總理、拉丁美洲第一位太空人也是哥斯大黎加的英雄、利馬最大企業的經營者、智利許多學校的校長與教師…，一批批華裔的專業人士紛紛出頭。
說起華工會出現在中南美洲的源頭，列強侵逼中國、中國人口過剩、太平天國動亂等因素都成為一股推力，同一時期也在中南美洲也出現一股強大拉力，這股拉力則來自於黑奴解放、秘魯鳥糞肥及蔗糖需要人力。19世紀當英國工業革命已有成就，在外交方面也開始發揮力量，1817年及1835年都與西班牙簽定協定，給予西班牙若干利益以換取西班牙支持廢除黑奴制度，1849年秘魯廢除黑奴制度。1790至1800年時期，西班牙群島的海地及多明尼加紛紛獨立，過去仰賴生產蔗糖的產地開始無法掌握，1820～1830年期間的全球糖價大漲，英國人喝下午茶時，都被迫不敢加糖；秘魯種植蔗糖、棉花及修鐵路都需要人力。再加上秘魯位處太平洋暖流及南級寒流交界處，有大批魚群的到來而吸引更多的海鳥來覓食，1840年英國科學家發現海鳥糞含有磷，成為一種很有用的肥料可大量運往英國使用，秘魯也就更需要人力挖掘這些海鳥糞。同時在1840至1850年也因秘魯獨立後進行大量的公共建設而急需人力。
從統計資料顯示，前往中南美洲的華工男女人數相差很大，一份資料顯示：1861年到古巴的華工男性有34771人、女性57人，1877年有男性40261人、女性有66人，1953年男性有11350人、女性為484人。至於那段期間令人為之色變的「浮動的地獄」，罹難最高比例是在1856年，當時6152名華工離開中國，在海上死亡比例達19.3%；從1848～187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141391名華工到達古巴中，在海上死亡的比例約11%。
從保存的史料中可看到當時的一些華工契約，比如一份1860年秘魯華工契約是以西班牙文寫成，在契約第一條即是雇主可把華工派到任何地方工作，除了鳥糞礦場，顯示出當時華工在鳥糞礦場遭到凌虐慘狀已傳到各地，連雇主要找華工時都得先提出保證。但是在一份1864年的中文契約中，只寫到不會放在壞人身之地作工，其中的「壞」字其實並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字及意思其實也很難判斷。
華工在中南美洲值多少錢？一份資料顯示1850至1870年拉丁美洲買賣華工以8年為一次契約的價錢表：巴西 $500(1850年)、古巴 $350～400(1860～1870年)、哥斯大黎加 $350(1870年)、秘魯 $300(1850年) 、$300～400(1862年)、$420(1870年)。以苦力販子從中國買到華工成本在120至150元計算，一個華工可帶來200元以上利潤，所以這麼高的暴利無法禁止當時的苦力貿易。甚至曾有資料指出，香港今日的繁榮也靠當時苦力貿易打下不小的基礎。
華工當時抵達中南美洲是以古巴及秘魯為主要地區，爾後再幅射移動到其它地區，這些幅射擴散地分別為：中美洲巴拿馬、南美洲秘魯、加勒比海古巴，哥斯大黎加第一批華工72名即是來自於巴拿馬。中南美洲唯一特別地區是巴西，1880年代雖想盡辦法要拿到大量華工，甚至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達目的，都不易取得大量華工，加上國內部份輿論認為華人不易融入當地社會，於是巴西只好轉往日本去尋找大量勞動人力，這也造就今日有上百萬日裔在巴西。
華工不僅在當時受到凌虐，還擺脫不了被鴉片的侵蝕，資料顯示在1853至1879年的期間，英國出售鴉片到秘魯的數量是節節高升，從1853年的744英磅、1860年達到16041英磅、1867年的10163英磅、1878年的121585英磅，便可看到華工在微薄薪資中還要拿錢去買鴉片吸食。
華工遭受凌虐後的反抗方式，輕則逃走，被捉到是免不了一陣毒打，其次是自殺，華工自殺嚴重的情形到今日都留給中南美洲對華人的印象是─華人常自殺，根據資料統計，1850~1860年期間，古巴華工當時自殺比率是冠於各種族，當時每百萬人中，有250位丹麥人自殺、古巴有340位，白人平均是57位，中國人則是5000位。在1850年代也發生過三次華工武裝抗暴事件，但都遭當地軍隊鎮壓下來。更有甚者是投入戰爭，1880至1881年秘魯華工就協助侵入秘魯的智利軍隊，這中間也存在一個典故，當時智利遠征軍中，有位愛爾蘭後裔的將軍，曾在廣東待過一段時間，也會講點粵語，他放任1200至1500名華工跟隨遠征軍後面走，當遠征軍向秘魯莊園主人要求捐助軍費時，如莊園主人不從，即威脅要放任華工報復而使莊園主人心生畏懼。古巴華工也出現在獨立戰爭之中，甚至獲升至中校的軍階，華人在古巴人普遍獲得敬重，在旅古華僑協助古巴獨立紀功碑上即寫到：「古巴華人無逃兵，古巴華人無叛徒。」
1870年代的苦力貿易在理論上是結束了，但在1880年代末期還是有紀錄販賣華工的情形，但應該是屬於很少數者。19世紀回到中國的華工非常少，大多數都選擇落葉生根，紀錄顯示在1880～1885年間，獲得西班牙當局協助而回到中國者僅有1885位，其中還出現原本是秀才及守備(相當於武官)的華工，代表當時苦力貿易捉豬仔時，有些人根本是被擄去中南美洲當華工。
當時華工還有個普遍現象就是成為「天主教徒」，主要是為了生存，要能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信任，比如說想要頂下莊園內的小鋪，因為莊園主人多數是天主教徒，那麼當然變成天主教徒就易獲得莊園主人願意讓華人去頂下一間小鋪；想要娶當地女子也會被要求入教，子女教育也要是天主教徒較佳。但是華人內心還是想祭拜祖先及祭祀神明，所以在古巴及秘魯有很多華人廟宇，大多數祭拜的是關公；在一些華人墓碑上面可看見十字架，下面卻有孝男、孝女跪拜的圖案，可想見當時華人成為天主教徒的真正想法。
中南美洲華人的姓名也充滿華工年代的辛酸，很多華工不諳西班牙文，於是很多西班牙文姓式是莊園主人給的，冠上去原中文的姓氏上，也有是被聽錯而胡亂被冠上姓氏者，比如 Jacobo Sanchez，其中的Sanchez很有可能是當時華工以廣東話說：「姓陳」就被當作是該人的姓名；也出現Jose Chen Aput的姓名，因為廣東人喜歡在稱呼時，前面加上「阿」字，所以出現Aput，其實是廣東話發音的「培」變成「肥」後，又被加上「阿」。也因為前面又被加上西班牙文名字，造成該人真正姓陳的姓氏反而變成中間的名字，而使原有的中文姓氏不見了。
拉丁美洲華人形象的轉變可分為：1840～1879年的苦力(黃奴)、1880～1989年的小商、1990年以後的專業人士。進入20世紀的華人到中南美洲多數都是自由移民，而非當年的苦力華工。一份美國外交官報告寫著當時的華人給人印象就是工作勤奮及努力存錢，華工在中南美洲生存下來之後，逐漸由華工轉為華商，但絕大多數是小商人，很多華人在中南美洲經營小雜貨鋪生意，其次是肉鋪生意。由於中南美洲的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華人要成為大莊園主人、大企業家或是被敬重的軍人都不容易，主要是因為缺乏人脈關係。所以大多數華人是小商人，進而在後代子女教育方面就特別重視，造就出今日許多中南美洲的華裔是各方面的專業人士，在智利鄉下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學校中有很多校長及老師都是華裔。現在的秘魯約有十分之一近200萬人有華人血統，現任教育部長、前任駐中國大使、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都有華裔人士，巴拿馬的卸任外長及目前駐華大使都有華人血統。
兩百年快過去了，拉丁美洲華人從苦力的華工變成小商人到今日的各領域專業人士，其間的滄桑變化又怎是短短數句能盡道其中。(廖賢龍現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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